关于梅毒的起源说法很多，西方学者认为，在15世纪以前欧洲没有梅毒。梅毒的来源与传播与哥伦布航海发现新大陆有密切关系。

　　1493年，哥伦布征得西班牙国王的同意，率领着80余名水手漂洋过海，去寻找东方的印度古国，因为传说中东方遍地都是黄金，后来他们发现了美洲大陆，可是当时他们误以为到达了印度，就称当地古老的土着居民为印第安人(Indian)。当时梅毒正在美洲大陆广泛流行，而哥伦布的水手以及后来大批移民与土着居民曾长期生活在一起，使不少移民染上了这种疾病。1495年哥伦布又率领水手从美洲返回西班牙时，梅毒便横渡大西洋传入西班牙、意大利、，进而迅速传遍了整个欧洲。

　　16世纪初，欧洲的商人又把梅毒从海路传入中国的广州，而后由南向北，由沿海到内地，在中华大地传播开来，所以梅毒并非中国“国粹”，到了明清以后的医学着作才开始有梅毒的记载。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写道“杨梅疮古方不载，亦无病者，近时起于岭南传及四方”。明朝学者陈思诚的《霉疮秘录》中详细记载了梅毒的发病情况。因为梅毒最早在我国广东流行，因此又称“广东疮”或“广疮”。而二期梅毒的皮损鲜艳且多呈铜红色，很像杨梅，所以旧时又称“杨梅疮”。

　　解放后，由于党和政府有效地取缔了妓院，解放妇女，对性病进行广泛的普查普治，已于1959年在大陆范围内基本上消灭了梅毒。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及社会的发展，性病又在我国死灰复燃，特别是梅毒发病人数大大增加，发病人数急剧上升。

　　同治皇帝死于晚期梅毒而非天花？

　　最近，一些反复查阅过中国宫廷档案的学者为同治皇帝到底是不是死于梅毒而争得不亦乐乎，虽然他们一致承认：他的一生实在过得很荒唐。

　　中国的历史中，充满着血腥的权力游戏。比如唐代最后一位皇帝李柷，作为贵宾应邀出席军阀朱全忠的宴会，席间，他的9个兄弟被朱全忠一个接一个地杀害。面对餐后的甜点，李柷最终答应退位，给辉煌壮丽的大唐王朝带画上了一个可耻的句号。他的兄弟们没准更愿意他尽快拿定主意。但要和聋子沟通，政治谋杀总是最后的一招。

　　这些被讨论的档案，虽然对他生命中最后的36天遮遮掩掩，但还是明确指出(至少是官方的)：他死于天花。早在1875年(或者稍后)，就有人认为：有人用一块感染了病毒的手帕蓄意让同治染上了天花。天花在中国的流行已经很有些年头了。这种病毒通常是以吸入的方式感染，并且，也不乏用污染的手帕进行谋杀的著名案例。

　　官方档案中关于天花的诊断，几乎没有记录当时在北京的外国医学观察者的看法，根据外国医学团体的内部报告，同治至少在四五年前就染上了梅毒，并且由于病情的发展而导致了他的死亡。那时候，中国的医学还很原始，再加上对于天子龙体的诊断牵扯到政治的敏感神经，御医们难免闪烁其词，要让他们说出其所知道的真相也实在勉为其难。

　　几年之后，由于没有进行有效的治疗，梅毒已经发展到了第三阶段，到了这一阶段，纵有回春妙手，多半也束手无策、徒唤奈何。身体的任何部位都会受到病毒的侵袭，包括大脑、神经系统、动脉，甚至会导致精神错乱、瘫痪，直至死亡。在第三阶段的晚期病例中，像出疹这样的现象不太常见，在接下来的两年之后，倒是会出现类似天花的症状；因此，欧洲人在提及梅毒的时候，习惯称之为“痘疮”。所以，宫廷记录很可能将年轻皇帝的致命疾病视为天花，他们要么是弄错了，要么是刻意隐瞒，这是完全可能的。而事实上，这个孩子是死于晚期梅毒。或者，难道会是谋杀？

　　天花和病毒并不互相排斥。梅毒痘疮的爆发正好可以给携带天花病毒的手帕的引入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掩护，这方手帕作为一种简便快捷的手段，为同治皇帝可怜的帝王生涯拉上了演出结束的大幕。

　　具体搞清楚是什么导致了他的死亡，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时机和政治环境。同治亲政带来了非常恶劣的后果，而且冒犯了一大批权势人物，所以关于弑君的假设也就十分自然了。的确，那时候人们对肮脏的游戏总是疑窦丛生，甚至进入了外国公使的耳朵。就在1875年快要过去的时候，《纽约时报》将同治皇帝之死归为“神秘的死亡”，虽然编辑先生对此也语焉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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